■中国教育报 2010年09月16日 第八版 新闻高等
本报记者储召生
作为大学教师，他曾临危受命，负责为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提炼浓缩铀。但“两弹一星”勋章里，并没有刻上他的名字。作为新中国放射化学的奠基人，他的同事和学生都已名满天下。但他自己却并不是两院院士。
1、法国居里实验室的“中国杨”
他没有因为在著名的居里实验室镀了金而沾沾自喜，更没有打着“师从诺贝尔奖得主”的旗号谋取虚名
谈及与放射化学的缘分，杨承宗笑着说，他总能在需要的时候，遇到最需要认识的人。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英文里的“right time，right person”。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人，都与法国居里实验室有关。
１９３２年杨承宗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后，就赶上了淞沪战争，毕业即失业”。刚开始他回江苏老家找了份中学教员的工作，没多久就重新失业。正好大同大学校长的儿子想到美国去留学，但又不好意思撂下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的挑子，听说杨承宗正失业呢，校长便向所长严济慈推荐杨承宗去顶他儿子的缺。杨承宗就这样阴差阳错知道了镭，也从此与放射性元素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北平镭学研究所，杨承宗认识了第一位“贵人”郑大章。那时，郑大章刚从法国回来，他的老师就是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杨承宗开始向郑大章学习放射化学，那段时间，师生二人整日痴迷于铀、镭等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铀矿附近的温泉中常含有高浓度的氡，郑大章带着杨承宗测量了我国各地著名温泉水中氡的浓度，以便在国内寻找铀矿石。两人在１９３５年发表了论文《西山温泉水所含氡量之测定》，这也是杨承宗在放射化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项科研成果。
北平被日军占领后，镭学研究所南迁到了上海租界，所长却换成了一个汉奸。正在杨承宗在汉奸所长手下工作痛苦不堪之时，１９４６年初夏的一天，杨承宗忽然收到了一封用法文写的信。信是居里夫人的女儿伊莲娜・居里（即约里奥・居里夫人，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写来的，说是因为严济慈的推荐，邀请他到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工作。约里奥・居里夫人就是杨承宗科研事业上的第二位“贵人”。
１９４７年春节，杨承宗登上了战后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第一艘法国大客轮“香波利翁”号，开始了留洋求学的生涯。居里实验室几乎集中了当时世界上最优秀的原子能专家，简直就是一个“小联合国”。放射化学实验要求操作者不能有半点闪失，杨承宗做实验的本领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人们也开始喜欢上这位小有名气的“中国杨”。在导师约里奥・居里夫人的悉心指点下，杨承宗独辟蹊径， 采取离子交换法，系统研究了元素周期表中第Ⅲ、Ⅳ、Ⅴ、Ⅵ族较难分离的一些化学载体元素。１９５１年６月，杨承宗的博士论文《离子交换法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通过了答辩，获得了巴黎大学理学院的博士学位。
杨承宗博士论文通过后， 约里奥・居里夫人向他表示祝贺
拿到了博士学位的杨承宗，也收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期两年的聘书。但他还是选择回到新中国。至今那张标有“年薪为５５５３００法郎，另加补贴”的法文聘书，还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展示，成为中国科学家热爱祖国、不为国外优厚生活条件所诱惑的见证。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杨承宗带着十几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国内急需的实验器材和珍贵资料，历尽周折经香港回国。此外，杨承宗还带回了两件“宝贝”。一件是１０克碳酸钡镭的标准源。这是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亲手制备的国际镭标准。这个标准源，后来成为我国开展铀矿探测的唯一标准计量实物。另一件是约里奥・居里先生的一个口信：“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后来人们才知道，正是这个口信坚定了中国领导人发展核武器的决心。回国之后的杨承宗，仍然默默地从事着放辐射化学研究， 没有因为自己在著名的居里实验室镀了金而沾沾自喜，更没有打着“师从诺贝尔奖得主” 的旗号谋取虚名。即使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承宗也没有主动提及自己师出名门。但他早已是名声在外。
１９８６年金秋时节，北京召开国际核化学和放射化学会议，不少知名科学家应邀从世界各地飞到北京，闻名世界的法国居里实验室主任莫尼克・帕杰丝教授也在邀请之中。
３５年前杨承宗在法国居里实验室时，莫尼克・帕杰丝才１８岁，一直是杨承宗的助手。站在庄严的北京科学会堂讲坛上，莫尼克・帕杰丝教授向来自不同国度的科学家详细介绍了她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之后激动地说：“我的第一个启蒙教授是中国人，是个真正的大专家。他现在就在会场，他叫杨承宗！”
在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留学的５ 年，给杨承宗留下了终身的印迹。熟悉杨承宗的人，都直接称呼他为“法杨”，以区别于“英杨”――中科院另一位读音相近、留学英国的科学家杨澄中。
2、进入“原子能反应堆”的十年
因为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他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勋章。每当有人为此打抱不平时，他本人却毫不在意
1961年4月4日，一辆小汽车把杨承宗接到了二机部。二机部是中国为研制原子弹专门成立的机构，而杨承宗此时已调任中国科大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二机部部长刘杰寒暄了几句，忽然问他：“杨教授，你看什么道理我们中国的原子能事业不能大步前进？”杨承宗一下子被这个大问题问蒙了。但他心里明白，那时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走，除了一些半途而废的工程， 什么都没有留下。这次谈话后不久，杨承宗就被抽调到二机部铀矿选冶研究所任业务副所长。铀矿选冶研究所位于北京城东３５公里外的通州，对外称作“五所”。
什么刘杰会找到大学教师杨承宗呢？对于记者的好奇，杨承宗哈哈大笑：“我也不知道。那得问刘杰，他前两天也来看我了。”
值得关注的一个细节是，当时国内懂放射化学的教授可谓凤毛麟角。据清华大学教授朱永贝睿回忆，１９５５年中央决定在北大、清华创办原子能专业，但清华当时没有一个人接触过放射化学。１９５７年工程物理系开设相关专业时，就聘请杨承宗来讲放射化学课。
此前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简称近物所），杨承宗就是出了名“实验高手”。１９５３年，近物所急需中子源，杨承宗知道抗战前北平协和医院曾向美国买了５０７毫克镭源及配套提氡设备，在安全防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杨承宗带领助手冒着危险修复了被日军破坏的装置，之后又制成氡－铍中子源。这是中国最早得到的人工放射源。但他的右眼因为超剂量辐射，逐渐彻底失明。１９５４年，有犹太商人向我国兜售硝酸铀酰，说是浓缩铀２３５。周恩来总理要求近物所尽快确定该样品质量。杨承宗巧妙运用简单测量仪器，就揭穿了犹太商人的把戏，避免了上当，也维护了国家的尊严。
“五所” 的科研设备非常简陋，防护条件极差，许多非标准设备和部件都要靠自己设计和加工。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 不少人得了浮肿病。然而，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杨承宗带领一群３０ 岁左右的青年人，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开始铀的冶炼提纯。经过两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各地土法冶炼生产的重铀酸铵，生产出了符合原子弹原材料要求的纯铀化合物２．５ 吨，提前３个月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试爆准备好了原料物质。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下午，五所的科学家们接到二机部的通知，要到部里开会，一个都不能少。“全部人马都到了大礼堂，原来不是开会，哈哈，是看电影。电影一部接一部地看，中间没有一点休息时间。到12点钟还在看，大家都困了，回家闷头就睡了。第二天清晨，我们还在睡梦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就已经传遍了全世界。”杨承宗谈起二机部领导的这个特殊安排，还是十分激动。
在荒郊野外的“五所”，杨承宗前后工作了近１０年时间，他认为那是他一辈子干得最得意的工作。杨承宗告诉记者，他用的还是离子交换法提纯铀。在居里实验室时，用于实验的离子交换柱直径不到１厘米、高不过１米；在“五所”的水冶厂，交换柱一下子变为直径２．７米、高６米有余，人都可以在里面游泳。能把自己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国家建设，杨承宗十分得意。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杨承宗却因人事关系在中国科大而不能享受。每当有人为他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勋章而打抱不平时，杨承宗本人却毫不在意：“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也没有去想。”
杨承宗对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贡献，却不时被人们提起。曾任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在谈到原子弹研发这段历史时，就讲了这样一段话：“‘法杨’ 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放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
3、愿做放射化学的形象大使
科学是有规律的，放射化学并不可怕，对于现在年轻人不愿意学习实验性科学，杨承宗有些忧心忡忡
杨承宗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建元老，曾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安徽省科协主席。杨承宗自己却说，他只是在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杨承宗先生与少年班学生在一起
１９５８年９月中国科大成立时，杨承宗担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同时兼任其他几个系的化学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学工作。当时，他白天忙于原子能研究所的科学研究，晚上写讲义编教材，每周三准时到中国科大讲课。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所有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以及任课老师的选择，都是杨承宗亲自编写、亲自确定。
中科大化学物理系教授俞书勤至今还记得，他们５８级放射化学专业学生进校的第一堂课，就是杨承宗上的。杨承宗详细地介绍居里夫人从铀矿中分离钋和镭的方法，还在黑板上写下了分离流程图。这些在当时国内外任何教材中，都是不可能有的。把国际化学界前沿科学知识和科学创新的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和训练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是杨承宗教学工作的一个特点。他经常对学生们说：“科学就是前沿，科学就是尖端，科学就是创新。”
或许是受老师伊莲娜・居里的影响，杨承宗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１９６３年上半年，６０级０８系物理化学课的期中测验， 年级课代表祝振鑫发现试卷上有一道题的图画得有问题，便在主讲教授上课时指了出来。那位主讲教授十分生气，一连三天不出家门， 不上班也不上课。系里教学干事找祝振鑫谈话，但祝振鑫拒绝因此写检查。为了给这位教授台阶下，系务委员会决定给予祝振鑫处分。杨承宗知道这件事后，高兴地一连说了几个“好极了”。他严肃地找那位教授谈话：“当教师的最大心愿不就是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吗？看到学生超过自己，应该感到很高兴，怎么会觉得丢自己的面子呢？你教的学生一代不如一代，那才丢面子呢！”杨承宗公开表示： “学生敢于指出老师的错误，这种风气应该提倡。你们要处分这位同学吗？我还要表扬这位同学呢！”
１９７０年，杨承宗奉命随中国科大南迁，携家带口来到合肥，是屈指可数的几个随迁的老科学家之一。但他并没有因此懈怠化学教学和科研工作。１９７３年，杨承宗主持了全国火箭推进剂燃烧机理学术会议，与兄弟单位建立了科研协作关系，使科大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国内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１９７７年，由杨承宗首提的同步辐射加速器项目在中科大立项成功。后来，他又直接领导利用同步辐射装置２００ＭｅＶ电子直线加速器，作中子源和珈玛射线源，为我国内地的核科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尽管已经脱离科研一线多年，百岁老人杨承宗仍然关心着放射化学的发展。杨承宗认为，放辐射化学在军事方面有了很好的应用，在其他方面的应用开发得还很不够。最近他正在考虑，能否用同位素示踪原子的办法，把中药中的有效成分标示出来。对于现在不少年轻人不愿意学习放射化学等实验性学科，杨承宗有些忧心忡忡。杨承宗说： “科学是有规律的，放射化学并不可怕，更不会影响到学生的身体健康。如果需要，我愿意当放射化学的形象大使。”
4、“花生油好，花生酱也很有价值”
收费走读、不包分配，杨承宗创办了合肥联大。那时高考制度刚恢复不久，让人不由得想起同在安徽的小岗村
现在杨承宗的作息十分规律。他每天都会听广播，社会上发生的新闻大事，包括最近颁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他都略知一二。对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杨承宗说，他有一个“歪理论”：最优材料固然很好，次优材料同样具有使用价值。人才就像花生一样，花生油大家都欢迎，但花生油下面的花生酱也很有价值。
合肥学院的校史里，记载着杨承宗７０岁时的这个“歪理论”。那是１９７９年深秋，时任中国科大副校长、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杨承宗，去学校的路上，看到马路边围墙底下有不少年轻人围聚在一起，觉得奇怪，就问司机他们在干什么。司机告诉他说：“小孩子们在打台球呢。他们没有考上大学，都没有事干，就在这儿打球。”杨承宗心里咯噔一下：这么年轻的孩子就无所事事，是应该受教育的时候呀。
转过年来，也就是１９８０年春天，杨承宗参加安徽省高教局的一个会议。休息期间，他听到有人议论，一位考生仅仅因为０．２分之差，不能进入大学校门。杨承宗再也坐不住了，会议一开始就举手要求第一个发言，把自己几个月深思熟虑的想法和盘托出：创办一所改革的大学，招收落榜生，自费上大学。“他们没有想到我放了那么一炮。” 杨承宗回忆道，那天的会议因为他的发言甚至改变了议题。
１９８０年８月，杨承宗自任校长的“改革的大学”真的诞生了，共招收了３２０名高考落榜生。学校由中科大、合肥工大、安徽大学等８所高校联办，联想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杨承宗将校名定为“合肥联合大学”。那时候大学生由国家统一招生、统一分配、免费培养，而合肥联大采用的是收费走读、不包分配的方式。那时高考制度刚恢复不久，合肥联大的出现，让人不由得想起同在安徽的小岗村。
“适当收费，不包分配，专业设置按市场需求，后勤服务社会化，师资队伍聘任制，学生就业自主化”，合肥联大３０年前的办学模式，今天几乎已成为中国大学通行的做法。在管理上，合肥联大还有个创新，就是实现“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时任合肥市委书记的郑锐担任合肥联大董事长。校长杨承宗管教学，对招生、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全权负责；董事长郑锐主要解决学校的后勤保障问题。那个时候自行车还是紧俏货，需要凭票供应，合肥联大却享有特权。“只要是联大的学生， 郑锐就批给一张自行车票。”杨承宗说。
“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还体现在专业设置上。合肥联大的专业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设专业，主要培养省市长期需要的机械、化工、电子、建筑、经管、职教师资等专门人才；一类是应变专业， 主要培养地方经济建设急需但数量不大的人才。合肥市计划、人事、经济、劳动等政府部门的负责人都是合肥联大的董事会成员，每年应变专业的招生人数，都要在合肥市分管市长的主持下，董事会进行充分论证，上报批准后实施。这样就减少了招生的盲目性。“这就叫船小好调头。虽然我们实行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但实际上我们也在找，找到了婆家我们再招学生。”杨承宗说。
合肥联合大学创办成功、受到社会的认可之后，北京、上海、南京、西安、广州、杭州等地也相继成立类似的大学，有些甚至直接套用了“联大”的名字。杨承宗并没有因此满足。１９８５年，德国下萨克森州政府想在中国联合办学，杨承宗从时任安徽省长王郁昭那里听到消息后，积极争取，使合肥联大成为德国在中国重点援建的两所示范性应用科学大学之一。２００２年，合肥联大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校组建为合肥学院。更值得一提的是，合肥联大第一届学生蔡敬民，后来留学德国，如今已是合肥学院院长。２０１０年，合肥学院被确定为全国６１个“卓越工程师”试点院校之一。可以说，杨承宗的办学理念在这里得到了继承、升华。
担任过中国科大副校长和合肥联大校长的杨承宗，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有他自己的看法。杨承宗认为，社会上的人才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的，位于塔尖的“拔尖人才”和位于塔基的“不拔尖人才”，都是社会的有用之材，都应该把他培养好、利用好。在目前社会上热衷于讨论拔尖创新人才之时，杨承宗似乎更为重视“不拔尖人才”的培养问题。杨承宗自谦地认为，与约里奥・ 居里夫人、钱学森等相比，他应该归为“不拔尖人才”一类。
如何更好地培养“不拔尖人才”？杨承宗没有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留给人们思考的，是他３０年前在合肥联大进行的那场改革。
采访后记
放射化学家的百年人生
９月５日采访杨老时，正赶上他１００岁（虚岁）生日。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看见年轻的客人来了，杨老第一句话就是让女儿拿糖给我们吃。那也是我听过的最为爽朗的笑声，甚至我们对于他没评上院士的疑问，也被他的笑声所溶解。
杨先生出生于辛亥革命那一年，大半生都是在不正常的社会混乱中度过。这可能也是他后来讨厌各种运动、珍惜平静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江苏同里上高小时，受校董章太炎的影响，杨先生有着深厚的国文基础。到上海大同大学附中上学时，他的国文水平达到了大学二年级，英文水平却是“一塌糊涂”。好在大同大学及其附中都实行学分制，他那时的同学年龄跨度很大，从初中到大学都有。幼年的教育经历，给杨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创办合肥联大时，他就率先恢复实行了学分制，对教师来讲可以因材施教，对学生来讲就是鼓励冒尖。
杨先生是一个重实践的人。他这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化学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打交道，注重实验改进甚于理论创新。杨老告诉笔者：中国人做研究过去有个毛病，重理论轻实验；在实验科学中，又是重物理轻化学。实践证明，杨先生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我想，杨先生是在用自己的一生，来纠正人们对于化学学科的偏见。
杨先生是一个有远虑的人。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不久，担任“五所” 业务副所长的他就提出“五所” 要转型。他曾多次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 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他建议“五所” 要改变单一方向，要注意应用。然而，这些远见卓识，成了他在“文革” 被批判的口实。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合肥联大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义，至今仍值得去好好总结。
杨先生是一个不迷信的人。杨先生过去对中药没什么好感，但是中药治好了他的某种疾病，现在他经常服用中药。杨老甚至认为，没有中药，中华民族５０００年的文明都不可能延续。但他并不迷信中药，甚至要用放射化学的方法，标示出中药中的有效成分。
这种生活的态度，与他以前所从事的铀提纯又有什么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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