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化学家杨承宗的一个世纪
科技时报 2010年07月05日 A1版要闻
本报记者 肖洁
他是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的高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婉拒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每年55万法郎的高薪聘请，带着老居里夫人亲手制作的10克珍贵的镭标准源回国。
他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铀原料的制备作出过巨大贡献，是我国放射化学的学科开拓者和奠基人，为了事业甚至付出失去光明的代价。
他是硕果累累的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也是中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创始人，许多弟子蜚声国内外。
可由于种种原因，他既不是院士，也没有戴上共和国勋章。对于荣誉得失，他的心总是平静：“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是著名的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走过一个世纪的光阴，今年杨承宗即将迎来百岁寿辰。
滚烫的赤子情怀
1911年9月5日，杨承宗出生在江苏省吴江县一个乡绅家庭。
1932年，杨承宗以7门全是“最优”的成绩从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两年后他来到当时的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镭学研究所工作。时任该研究所所长的是严济慈先生，从此他们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师生情谊，也决定了杨承宗一生的事业。
1936年，受严济慈先生之托，杨承宗到上海法租界单枪匹马筹建“中法大学镭学研究所实验室”。1944年，杨承宗拒绝汪精卫汉奸政府的“接收”和引诱挽留，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在战乱中投入8年心血、亲手建设的实验室。
1947年初，经严济慈先生推荐，杨承宗留学法国，师承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在居里实验室，杨承宗抓紧时间探索未知世界，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
在几乎集中了世界顶尖级原子能专家的居里实验室的熏陶下，杨承宗逐渐成熟。他系统研究了元素周期表的第Ⅲ、Ⅳ、Ⅴ、Ⅵ族较难分离的一些化学载体元素，研究成功了用离子交换法从大量载体中分离出极微量的放射性核素的方法，应用于化学性质极为相近的放射性核素之间或对其载体元素的分离浓集。不久，此法因在稀硫酸溶液中可形成复合铀酰阴离子浓集低浓度的铀而得到广泛应用，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从矿石中提取铀工艺的普遍方法。
1951年6月，杨承宗顺利通过了约里奥-居里夫人主持的论文答辩，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其论文被评审团评为最优秀级。在为他举行的祝贺酒会上，居里实验室的学者们按照惯例，用平底烧杯盛满香槟互相碰杯。无比激动的杨承宗心底想得更多的，则是如何回到魂牵梦绕的故土，用“镭”和“铀”来实现他的理想，为新中国的建设施展才干。
当月，杨承宗收到了钱三强先生从北京发出的电报，希望他及早回国。他马上决定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高薪续聘。
时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的约里奥-居里先生听说杨承宗要回国，很诚恳地对他说：“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保卫世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就要自己有原子弹。原子弹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你们有自己的科学家嘛。”杨承宗意识到，在当时朝鲜战争时期，这是对世界和平真正负责的表态，不单是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是对中国人民的信任。
杨承宗在法国开始了“疯狂大采购”。除了钱三强先生辗转捎去的3000美元外，杨承宗毫不犹豫地垫上了自己在法国省吃俭用存下的全部积蓄。他的回国行装是整整13个大木箱、铁皮箱，满载的全是国内紧缺的实验器材与资料。
杨承宗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后，有合法签证却不能登陆，他因为是中国人而受到英国警察的“特殊关照”。杨承宗等人被强行带上英警巡逻艇坐在甲板上，一个荷枪的英国警察叉开双腿站在他前面。雾气蒙蒙的海面上，杨承宗透过英警的皮靴正好望到被英国掠去的香港。巡逻艇摇曳着前行，凄风苦雨中的香港像一个可怜的孩子在瑟瑟发抖，一阵屈辱感顿时袭上心头，杨承宗默默地取出相机，按下快门，拍下了这令他终生难忘的“胯下之辱”。
辗转回到北京后，杨承宗去苏州乡下接妻儿，却见到一大叠欠账单。他没找国家索还那笔垫款，而是卖掉了心爱的蔡司相机和欧米茄手表来还债。此时，他每月的工资是1000斤小米。
没有勋章的功臣
杨承宗回国后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原子能研究所的前身）工作，钱三强所长请他担任该所第二研究大组的主任。当时该所的科研工作分为四个大组，第一大组的主任是赵忠尧，第三大组的主任是王淦昌，第四大组的主任是彭桓武。
那时的近代物理所核物理人才不少，但精于放射化学的唯有杨承宗一人。面对西方国家的封锁，杨承宗亲自编写放射化学方面的教材，在所里开设“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为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放射化学的大学毕业生们系统讲授放射化学专业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后来又在核工业部技术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授课，精心培育了我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中坚骨干。他亲自主持设计并筹建起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室，被称作放射化学小楼，是当时国内唯一能进行放射化学操作的实验室。
到1956年下半年，近代物理所从事放射化学的专业人才已从仅他和郭挺章及几位年轻大学毕业生，发展到两个研究室30多人。杨承宗亲自出任两个研究室的主任。1958年，他又被请到刚刚组建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系主任。
当党中央确定研制“两弹一星”的目标后，中科院动员了当时几乎全部的科研力量的精华，承担“两弹一星”的前期基础性和关键技术的研究任务，向国防科研部门输送了包括整建制的原子能研究所在内的一大批最优秀的核科学家。杨承宗和很多著名的科学家一起，从此踏上“秘密征程”。
1961年，二机部部长刘杰亲自把杨承宗安排到二机部五所（铀矿选冶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业务工作，以顶替刚刚撤走的苏联专家的工作。
当时，五所科研设备非常简陋，防护条件极差，许多非标准设备和部件都要靠自己设计和加工。时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不少人得了浮肿病。全所员工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同舟共济、工作热情高涨。为了组织技术攻关，杨承宗从中国科学院调来几位技术骨干，并从中国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毕业生中挑选优秀人才，还成立了以杨承宗为主任的所学术委员会。
从1961年到1964年间，杨承宗带领五所这支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年轻科技队伍艰苦奋斗、勇于创新，创造了中国核工业生产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五所自己动手，建成一个铀冶炼生产实验厂，在我国第一批铀水冶工厂尚未建成的情况下，经过三年多的日夜苦战纯化处理了数百吨重铀酸铵，生产出足够数量的核素纯二氟化铀和四氟化铀。取得具有国际水平的科研成果数十项。其中一项，可把铀的化学流程缩减四分之一，生产中可节省资金上亿元。这一阶段是五所取得科研成果的鼎盛时期，但这些成果由于保密原因而不能发表。杨承宗带领五所科技人员提前三个月完成了核铀原料的制备任务，为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作出重要贡献。
二机部下文给研制原子弹有功人员晋级嘉奖，但由于杨承宗的行政关系隶属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不属于二机部，尽管他为此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与此次嘉奖晋升无缘。他从来不对别人提起此事，即使是子女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之中才知道。
杨承宗的学生李虎侯教授说，爆炸一颗原子弹需要1公斤左右的铀235，铀235在铀中只占千分之七，而铀在铀矿中又仅占万分之几，因此至少需要几千吨铀矿石才能炼成1公斤铀235，这其中的关键技术就是在杨承宗领导下的五所研究出来的。
杨承宗不仅能在当时条件极为落后的情况下用相对简便的方法解决这样复杂困难的科学问题，而且对本领域的未来还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我国铀矿资源贫乏，而钍矿相对丰富，早在上世纪60年代杨承宗就想把钍232经中子照射变成镤233，由镤233再衰变成铀233，以开辟核燃料的新途径。这一命题现在仍属攻关课题。同样是上世纪60年代，针对我国铀贫的问题，杨承宗提出能否通过地浸、电浸、堆浸的方法来解决；当时正值“文革”，有人讥讽他的这些超前意识，说他要“电解地球”。然而30多年后，我国采用的主要提取铀的方法就是地浸、堆浸法。
桃李芬芳
多年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杨承宗为人师表、爱护和提携后进的长者风范给他的许多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解放初期，杨承宗曾带领四个年轻人对协和医院抗战时期被日军破坏的镭辐射源进行修复。其中最为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当时的玻璃瓶已经老化变脆，必须打开保险柜，在伸手可及的距离，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的熔接。
杨承宗认为这项工作太危险，不分配给任何一个年轻人，而是由他自己动手来完成。在操作时，身材高大的杨承宗叮嘱弟子不要站在他旁边，而是站在他背后，这样他可以用身体为弟子挡去一部分射线。
“站在他的身后，我们只能看见他的肩和背。时间不长，杨先生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那为我们遮挡射线的宽厚的肩和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杨承宗的学生曾深情地回忆说。
这是国内最早获得的人工放射源，它为中子计数管的研制和开展中子在水中迁移等中子物理研究创造了条件。杨承宗却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10年后，由于当时近在咫尺受到大剂量放射源的照射，他的右眼视网膜剥离，最后失明，另一只眼睛视力也大幅度下降。但是他自己并没有因此后悔。直到现在，人们看到这位百岁老人谈笑风生，不了解底细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右眼是完全失明的。
十年浩劫期间，杨承宗也受到了无情的冲击，他随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下迁队伍到了合肥。浩劫结束后，1978年11月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他又抖擞精神，为恢复和重建因下迁使教学和科研都受到重创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奉献了他的全部精力和才华。
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化学会工作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国化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专业委员会，选举杨承宗为首任主任，吴征铠和汪德熙为副主任，并制定了《放射化学学科规划（草案）》。同年11月，杨承宗兼任中国核学会核化学与放射化学学会理事长和中国计量学会电离辐射计量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一年，已近70高龄的杨承宗在安徽省高教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有的代表谈到自己的孩子只差0.2分没考上大学，他的心情难以平静。0.2分，不同老师判卷的误差也远远大于此数，然而一榜定终身，就会影响孩子一生的选择。
杨承宗打了一个比喻，正规大学挑走了“奶油”，剩下的“牛奶”还有用，可以吃。能不能创办一所大学把这些取走“奶油”的“牛奶”留下来发挥作用，不要浪费掉？就在这个会议上，杨承宗提出了在不增加国家负担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安徽省高校现有师资、设备，创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大胆设想。
已是古稀之年的杨承宗利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身份到处呼吁，省、市委及各高校也为此积极行动。1980年，全国第一所新型模式的大学，以联合办学、自费走读、不包分配、择优推荐为办学方针的合肥联合大学成立了。杨承宗被任命为合肥联合大学首任校长。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尚未肃清的年代，这一创举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成为当时科技教育界的一大新闻。
该校建校近30年来，现已发展成为一所拥有20多个院、系，在校生15000多人的颇具影响和实力的特色院校，正源源不断地向社会输送各类专门人才，合肥联合大学现已更名为合肥学院。
如今，将满百岁高龄的杨承宗和女儿女婿生活在北京中关村的中科院宿舍区，每天保持规律的起居生活。他仍然乐观豁达，思维敏捷，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祖国科学事业前进的步伐。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曾在杨承宗90寿辰时为他题词：“科技创新、功勋卓著、奉献人民、品德高尚。”他的同事和学生们认为，这正是对杨承宗科学生涯的凝练和总结。从他身上，人们可以看到居里精神在中国的弘扬，这就是崇尚科学、科学无国界、科学服务社会。杨承宗对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和高素质人才的造就作出了许多开拓性、创新性的贡献，而他的淡泊名利和爱国情操也为我国青年一代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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